The Contact

　　１９６０年在俄克拉何馬的貝特尼高中畢業；１９６３年獲俄克拉何馬大學化學學士學位；１９７０年和１９７３年分別獲俄克拉何馬大學哲學碩士學位和生物化學博士學位。她與美國印第安納州的邁克爾‧露西德結婚後，育有二女一子。香農喜歡飛行、露營、徒步旅行和閱讀。

　　１９９６年３月，她搭乘“阿特蘭蒂斯”號太空梭升空，在“和平”號軌道空間站上生活了１８８天，至今保持著美國人逗留太空持續時間最長的紀錄。露西德前後５次太空飛行，累計２３３天。現在，她在美國約翰遜太空中心負責國際空間站項目的地面控制工作。她並沒有就此告別太空，仍然隨時等待召喚，准備再次升空。她曾獲美國總統頒發的“國會太空榮譽”獎和俄前總統葉利欽頒發的“友誼勛章”。

　　抵達“和平”號的最初幾天，我逐漸了解了兩位俄羅斯同事———指揮長奧諾夫里揚科和工程師烏薩喬夫，并掌握了“和平”號的基本构造。“和平”號由一個基座和一個球形對接平台組成。對接平台就像一套房子的門廳走廊，而平台上的６個對接口則相當于通向不同房間的門。當時停靠在對接口上的有１９８２年發射的量子－１號功能艙、１９８６年發射的量子－２號功能艙、１９９０年發射的“晶體”號飛船和１９９５年發射的“光譜”號飛船。

　　日程安排嚴謹早餐感覺美妙

　　我抵達不久，俄羅斯又發射了“自然”號飛船，這是專門為我準備的實驗艙。白天，我在“自然”號內做實驗，晚上返回“光譜”號就寢。

　　我們每天日程都由位于俄羅斯首都莫斯科西北郊的科羅廖夫太空控制中心制定，因此，“和平”號上實行的是莫斯科時間。控制中心每天都會把下一天的日程安排傳給我們。我們把這份日程安排叫做“２４小時表格”，我們的生活非常有規律。

　　早晨８時是起床時間，鬧鐘一響，我就必須起床，２０分鐘內穿好衣服，洗漱完畢。通常，我最先戴上的是通信話筒和耳机，向地面控制中心匯報“我已經起床了”。我們並非每時每刻都可以隨心所欲地与控制中心聯系，只有當“和平”號掠過某個地面通信站上空時，我們才可以通話。這樣的通話機會每９０分鐘有一次，每次１０分鐘。指揮長奧諾夫里揚科要求我們每個人每次都與地面聯系一下，以便接受最新指令。對我來說，與地面通話就像課間休息一樣，令人感到輕鬆愉快。

　　起床后，我的第一個任務就是與兩位俄羅斯同事共進早餐。一起吃飯可以說是“和平”號上最美妙的一件事。原先，我以為太空中千篇一律的伙食很快會讓我感到厭倦，但事實上，每頓飯我都吃得津津有味。我們把“和平”號上儲存的脫水食物用熱水重新泡開，我與兩位俄羅斯同事互相給對方調制各自國家的特色菜。我最喜歡的早餐是一袋俄式蔬菜湯加一袋果汁，最對我胃口的午飯是俄式土豆加肉泥，而俄羅斯同事最鐘愛的伙食是把所有的東西都涂抹上美式蛋黃醬，然後混在一起吃個痛快。

　　防止肌肉萎縮每天都要鍛煉

　　早餐結束後，一天的緊張工作就開始了。我的工作是為美國航空航天局做各項實驗，而我的俄國同事則負責維護和維修空間站。由于當時“和平”號已經超期服役了５年時間，足足是其設計壽命的一倍，所以，奧諾夫里揚科和烏薩喬夫的工作非常繁重。他們得更換老化的零件，每天嚴格檢查“和平”號上供氧及壓力艙等對我們生命至關重要的部件。

　　除工作之外，我們每天還得持續鍛煉，防止肌肉在失重狀態下萎縮。“和平”號上的健身器材包括基座內的兩台跑步機和“晶體”號上的一台自行車測力器。俄羅斯生理學家為我們制定了３套分別長達４５分鐘的健身方案，我們每天做一套，如此周而复始。說實話，健身是我在“和平”號上最痛苦的體驗。首先，為了重新獲得重力感，我必須把一套像馬具一樣的設備套在身上，然後連接跑步機上的橡皮帶，利用橡皮帶的拉力使自己穩穩地“站”在跑步機上。其次，由於跑步機噪音巨大，跑步時無法與同事對話，跑步也變得異常單調。為此，我只好戴著隨身聽；６個月時間裏，我把空間站上的所有磁帶听了好幾遍。

　　每天下午，我們都會忙裏偷閑，３人聚在一起喝下午茶。完成所有工作和健身計畫後，我們才能享用晚餐。晚餐後，我們還得收拾“房間”，把這一天的生活垃圾堆積在一起，轉移到“進步”號貨艙中，並把第二天的食物準備好。每隔一段時間，“進步”號會把我們的生活垃圾運回地球，再把新的生活補給品運來。

　　每晚１１點鐘左右，“和平”號會在一天內最後一次飛越地面通信站上空。這時，我們會收到第二天的“２４小時表格”，並與地面互致晚安。回到“光譜”號飛船，我鑽入睡袋，臨睡前打開筆記本電腦，通過無線通信設備查看和發送電子郵件。控制中心會把我寫的電子郵件轉發給家人。

　　二十八項實驗只有一個目的

　　在“和平”號上的生活規律雖然從未改變過，但我們並不感到單調無聊。對於像我這樣從事研究的人來說，“和平”號上工作條件正是夢寐以求的：我擁有自己單獨的實驗室；可以獨立做實驗；一項實驗做膩了，還可以換一項。此外，我還可以得到來自地面的指導，NASA兩名官員隨時把我的問題轉交給美國和加拿大的有關專家，再把提示及時轉達給我。

　　我負責２８項實驗，目的只有一個：觀察微重力狀態下的實驗及結果與地面重力環境下的實驗及結果有何不同。第一項實驗是觀察日本鵪鶉蛋在微重力狀態下的孵化情況。我把與我同機抵達“和平”號的３０只鵪鶉蛋放入一個孵化器，１６天后每天拿出一只鵪鶉蛋放入多聚甲醛溶液，以阻止其繼續孵化。這些被固定在不同孵化階段的鵪鶉蛋隨後搭乘貨艙返回地面，接受進一步研究。

　　我离開“和平”號之前，地面研究人員就已經結束了這項實驗。他們發現，鵪鶉蛋不能正常孵化的比率為１３％，足足是地面的４倍多。研究人員認為，低輻射造成了這一結果。統計顯示，在“和平”號上承受的輻射相當於一個人每天接受８次Ｘ光照射，雖然不會傷害太空人的健康，但對鵪鶉蛋有影響。

　　小麥不見麥粒油菜卻獲丰收

　　我做的時間最長的實驗是在“晶体”號的溫室內種小麥，觀察小麥的生長和成熟情況。由於小麥可以為長期太空飛行提供氧氣和食物，因此實驗的意義非常重大。而之所以選擇小麥，是因為它的生長周期較短，便於觀察。

　　我把小麥種在硅酸鹽土壤中，濕度、溫度和光照都由電腦系統控制。按照計畫，我與兩名俄羅斯同事定期給小麥拍照，在不同階段“收割”部分小麥，並把小麥存放在抑制生長的固定劑中。大約４０天後，終于出現了麥穗，我高興得大喊大叫。

　　幾個月後，接替我的美國太空人約翰‧布萊哈收獲了成熟的小麥，連同那些固定劑中的小麥送回地面。美國猶他州大學的科學家們研究了這些小麥，發現麥穗中竟然空空如也，一顆麥粒都沒有。他們猜測，空間站空氣內低含量的乙烯可能污染了小麥，造成小麥未能結出麥粒。不過，另一位美國太空人邁克爾‧福阿萊此後在“和平”號上試種油菜籽倒是獲得了丰收。

　　“和平”號上的實驗，使我意識到載人空間站的意義。我可以親身觀察實驗進程，記錄一些攝像鏡頭無法捕捉到的細微變化。正是由于載人空間站充分發揮了人的主觀能動性，我負責的２８項實驗中，有２７項獲得了成功。只有一項因為器材無法修復而不得不中止。

　　人員安全重要幸有“超人”維護

　　對于整個“和平”號計畫來說，造價昂貴的空間站及其設備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太空人的安全問題。我在空間站上從來沒有為安全擔心過，因為指揮長奧諾夫里揚科和工程師烏薩喬夫總是給我帶來十足的安全感。盡管“和平”號當時已經超期服役５年之久，不少部件都因為遭受過多輻射而老化，但兩名俄羅斯同事幾乎可以完成所有修理任務。在我看來，他們幾乎無所不能，與這樣“超人”的同事一起工作，我還有什麼好擔心的呢？

　　此外，設計考慮非常周到，空間站上不僅儲存了許多零部件，而且還配備了一個救生艙———“聯盟”號飛船。即使“和平”號出現了嚴重機械故障，太空人也能搭乘“聯盟”號地返回地面。

　　當然，生活在“和平”號上也不是一點危險也沒有，艙內大火或艙內壓力驟然降低的意外，都將極大地威脅到太空人的生命。這兩種情況在我離開後的１９９７年都發生過，所幸當時的太空人們都很快排除了故障，沒有因此遭受傷害。

　　太空聊起冷戰更是感慨萬千

　　太空人精誠合作也是保障安全的重要因素。語言的隔閡、性別的不同以及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別都沒有成為我們共事的障礙。我的兩名俄羅斯同事從來沒有因為我是美國人而對我有所排斥，只要情況允許，我們３人就聚在一起喝茶、吃餅干，談天說地，探討工作。工作出現差錯時，我們從來不互相埋怨。

　　長達６個月的太空生活有許多片斷值得我銘記終生，但我最難忘的，還是與俄羅斯同事的一次聊天。一天傍晚，我們聊起了我的童年。我告訴他們，我小時候上學時經常遇到空襲演習，每次都以最快的速度鑽到課桌下面。從小，我都生活在蘇聯發動核戰爭的恐懼之中。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俄羅斯同事們也有相同感受。奧諾夫里揚科和烏薩喬夫幼年時也擔心美國的轟炸機會把他們生活的村庄夷為平地。

　　說完這段經歷，我們相視而笑。站在今天的角度上，當時那种莫名恐懼是多么荒謬幼稚。我們的國家以前是勢不兩立的死對頭，而現在，一名美國人和兩名俄羅斯人不僅和諧地生活、工作在一起，而且度過了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時光。